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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河南巡抚杨嗣昌！”

    袁可立给出了答案并解释道：“此人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，历任杭州府学教授、南京国子监博士、户部福建司主事、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。

    泰昌元年，八月擢户部郎中，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，因请饷银安兵散民，得罪了魏忠贤和东林党，于是称病挂冠，隐居家乡。

    虽然隐居家乡，但建奴侵犯，辽东告急，于是他将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《地官集》二十卷呈送朝廷，以期待能给予一些帮助。

    这本书虽然不是开创性思想著作，但可以清晰看到一个末日王朝的决策者：他洞察问题，提出方案，调动资源，最终却加速了体系的瓦解。

    这对于主政的官员来说绝对是一本很好的学习书籍。

    陛下登基后，启用他为河南巡抚，虽然在地方，但在河南的救灾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规划与全局视野，更有强大的行政执行力与财政手腕。

    若是在工部有建树，或许未来也能入阁，到时候也是一把好手。”

    “杨嗣昌？”

    崇祯轻声重复了一句，眼中闪过丝丝的思索之色。

    袁可立不知道，但崇祯很清楚，这位在历史上的评价却充满争议，堪称 ‘明末最具能力的救火队长，也是最具争议的亡国推手’。

    能力方面那是毋庸置疑的，为剿灭流寇提出了‘四正六隅，十面张网’ 的战略，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统筹能力。

    在应对辽东与内地‘双线作战’困境时，他主张 ‘必安内方可攘外’ ，战略虽有道德风险，但在逻辑上是解决明末战略困局的唯一理性选择。

    且为支撑其平寇战略，他力主加征 ‘剿饷’和 ‘练饷’，这证明他深谙明末财政死结，并敢于用极端手段强行攫取资源以维持战争机器。

    更是主张‘因粮输饷’，尝试建立更有保障的军费体系。

    种种策略和手段，都展示出了他极强的能力。

    可劣势也很明显，那就是他的政策深刻迎合了崇祯帝 ‘急于求成’、‘不愿承担根本改革责任’ 的心理。

    他的悲剧在于他的个人能力越强，执行力度越大，就越快地将明朝推向了系统性崩溃的终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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